张弥曼，古脊椎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比较形态学、古鱼类学、古地理学、古生态学及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年就读于中正大学附中（南昌一中前身之一）。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年从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毕业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古生物研究；年出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研究所所长；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弥曼院士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她对鱼类化石分析提炼出的观点挑战了当时的权威学说，让世界古生物界为之震动，年，张弥曼获得古脊椎动物学会的最高荣誉奖项：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是首次授予古生物学家，是对张弥曼院士极高的肯定。
年5月21日上午，在中科院微生物学家程光胜（52届校友）的陪同下，熊绮校长一行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专家张弥曼院士（50届校友）的研究所，与张院士聊起了她的逃难和在一中求学的经历。
熊绮校长向张弥曼院士讲述学校的发展情况
张弥曼院士（左三）与校领导合影留念
张弥曼校友在《百年一中杰出人物传》签名
张弥曼校友为母校写下祝语
张弥曼院士用文字记录了她在南昌的青少年的时光和曾经的逃难生活。
少年时代的乐园—望城岗
张弥曼在望城岗的几年，对于成年人来说，无疑是艰难岁月。但当我闭上眼睛想起望城岗，却总是一幅山花烂漫的图景，春天的桃花、梨花、杜鹃花，夏天的野玫瑰、栀子花、金银花，秋天的山茶花。“少年不识愁滋味”嘛，想来是可以原谅的。
春浦（廖大可1先生之子）来电话说，湘缃（涂维2先生之女）走了。虽然我和湘缃分别已61年，仅在知道她的电话号码后和她通过几次话，但她在我的脑海里却是栩栩如生，永远定格为由安徒生童话改编的儿童音乐剧《天鹅》里的小公主。记得有次去芝加哥，因为曾经读到过郑诚章先生的散文，还特地与他联络，他倒是问起我：“那位唱‘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洒花花不红’的女孩（就是湘缃）现在哪里？”可惜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在哪里，从芝加哥回来后，我便从其他同学那里打听她，令人痛心的是，那时她已罹患脑癌，我们在电话里的几次交谈，还能听到她依然十分悦耳的声音，只可惜不久她便永远走了，没有给我留下再相见的机会。前些天雪华来信告诉我，吴老师（吴志南，吴士栋先生之子）病重，已住进重症监护室，幸亏他的老伴悉心照顾，最近已经康复。才使我对我们这位《天鹅》剧中的王子放下心来。前些天，令杭（程紱3先生之女）邀我同去参加中正大学校友会，我们兴冲冲地赶去，想在那里找到那怕是一点点共鸣，但使我们非常失望的是，无论是老的还是小的，没有一位是认识我们、愿意和我们交谈或愿意倾听我们的，他们都有无穷尽的往事和现状要向自己的知己述说，哪有心情理我们呢？尽管每次离开时都感到失落，我们却几乎每年都死乞白赖地要去，这究竟是为什么？
多年前我就答应雪华要写一点关于望城岗的事情，但因为事多，一直拖，拖，拖。去年得知李斯吉先生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也感到吃惊，因为不久前和他通话时，他的声音宏亮，还说如我去赣州，要给我买黄米粑吃呢。前些日子又在《窗谊交流》上看到，施亚光姐姐也走了，于是我对自己说，一定要赶紧写，但始终没有写成。最近在《窗谊交流》第十期看到莫校长（莫湛源老师）解说第七期上的一幅照片，提起在望城岗的老师和同学，使我再次想到，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说不定哪天会走，这一走，就会把心中最珍惜的往事永远带走。
我们在望城岗就读的学校叫做“正大附校”，除幼稚园和小学外，初中是随着最高班的同学往上长的，我在学校读到初一，而那时的最高班是初二，就是罗小伦、李运扬（见《窗谊交流》第七期）他们那一级。在这里度过了我最怀念的少年时代，一个温馨的、无忧无虑的时代。
那时抗战胜利不久，我猜想父母已不像起初那样乐观，已经开始对当时社会的复原感到担心，但仍抱有侥幸的希望。而我们也仍处于懵懂的时期，一点都不懂得关心国家大事。我们的老师范芝如、吴馨、徐高祉、宋瑞芝、朱金英等等对待学生十分亲切和蔼，我的弟弟申碚在作文里借用了“阡陌纵横”一词，把朱老师乐的到处跟人说。47年新年，老师们帮我们把每个教室都布置得漂漂亮亮的，用采来的松针铺地，新的墙报用五颜六色的花纸装饰，老师们比我们还高兴。吴馨老师是我们的级任老师，课余我们都很愿意和他在一起。吴老师提倡《爱的教育》（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著，夏丏尊译），他对教过的学生有很深的感情，经常和我们谈起他以前学生的优秀，我也看到好几位吴老师以前的学生星期天特意请他去南昌城里照相馆和他合影，我们也跟着沾光。在异地的、毕业几年后的学生请老师相聚的，确实并不多见。有时候晚上和吴老师出去散步，他也常常和我们谈起一些当时的新闻时事，记得他跟我们说过俄军进军蒙古白塔山的消息，中国地图当时还是一片完整的海棠叶。宋瑞芝老师上历史课提到少帅张学良时激昂慷慨。把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讲得绘声绘色，使听者相信这种复杂的感情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我们也被深深打动。她还给我们朗读和讲解过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年回南昌时曾和春浦、吴志南、周良钰同去看望徐高祉和宋瑞芝老师（其他老师已不知去了何处）。宋老师一点都不记得我，只记得吴志南十分淘气。周良钰当时在南昌好像有个比较重要的职位，他用车带我们去望城岗时经过收费站都不需付费，畅行无阻。但无论我们怎样找寻，已无法找到一丝一毫过去我们生活和学习过的痕迹。最后找到也许是正大原来的校本部，虽然后来已改造成工厂的车间，但还能影约地看出一点原来的模样，使我想起那里的一片桃树林和我们这群馋得要命的孩子坐在树上啃毛桃的情形。后来我们只能去参观了邓小平被贬黜时的住处，是一座二层小楼，当然比现在城里许多人的住宅要差，但比我们当初在望城岗的条件还是要好得多（我们早先住的房子虽然是“独栋”，但墙只是由竹篱涂上泥再刷上白粉建成的）。当时不由得想起，邓老爷子当年毅然结束了阶级斗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无论让谁先富起来，对中国都是功德无量的。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初中时的英文课本《开明英语》的课文中讲到的从漂流瓶中出来的巨人，而且十分庆幸，虽然漂流瓶中的巨人最终被骗了回去，而打开的国门是再也关不上了，这对中国确是一件划时代的好事。
望城岗的天气是冬天异常寒冷而夏天炎热难耐，每年冬天手、脚都长满了冻疮。记得一次考试时砚台里磨出来的墨都结了冰，毛笔冻得梆梆硬，写不了答卷，老师们看到这种情形，都很和蔼地对我们说，没关系，以后再写，而我却为有些题答不上来可以“以后再写”而窃喜呢。夏季田野里稻谷长势正茂，特别是糯稻，清新翠绿，正在灌浆的谷穗十分精致美丽。平时学校里没有任何困扰学生和家长的“培训班”，暑假的时间更是全属于我们自己，暑假作业头几天便草草赶完，其他时间除了看些闲书，帮助母亲做些家事，带带弟妹以外便是在烈日下在后山上四处奔跑，个个脸孔都晒得像庙里的关云长似的。有时用小青蛙做钓饵，到田里捉大青蛙（晚上回家还可以开荤），四处抓知了或做其他淘气的事，有时则无所事事。漫长的暑假还没过完，大家都盼望快些开学。老师中我最害怕的是莫湛源校长，因为他老成持重，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十分严肃。又因为我在他手下犯过事，还记过一个小过。听吴老师说，当时他正和幼稚园的王兰金老师谈恋爱，但真的一点都看不出谈恋爱的样子。我想如果我现在遇见莫校长，大概敢跟他开开玩笑了，可惜莫校长已经再也听不到我说的这些傻话。
宋老师和一些正大的学生把我们几个高小学生组织起来，去教附近农村的孩子们读点书，其实是大学生们教他们读书识字，我们教他们唱歌跳舞。宋老师说，这是陶行知先生提倡的“小先生制度”，并让农村的孩子称我们为“小先生”。因为父亲抗战前曾在南京晓庄乡村师范任课，疏散到北碚时也和陶先生过从甚密，陶先生的公子陶宏以后到家里来过多次，我和弟弟集邮时收集的苏联邮票，也由后来（49年前）在苏联的陶宏先生寄来，至今我还记得陶宏先生翻译的俄罗斯民歌《有谁知道他》，而且觉得他译的词是最好的。所以对于“小先生制度”我并不陌生。我们去参加活动时经常来的有十多个农家孩子，围起一个大圈圈，有揹着斗笠牵着牛的男孩，也有带着银项圈的活泼但又有点羞涩的女孩，他们都很高兴有机会读书识字，记得端午节他们还给范老师，宋老师送来粽子。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小先生”太不争气，初夏西瓜还不太熟的时候（那时候瓜果都是自然熟的，等西瓜熟了，瓜农会搭起棚子，过路的人随便吃），我们已经垂涎三尺，一次到田里看到尚未成熟的西瓜，忍不住敲开来尝尝，没想到一群农家孩子远远地看见我们，都高声地喊“小先生！小先生！”，害得这些“小先生”们连忙转身拼命逃走。不知这些农家孩子看到“小先生”们造的孽后作何感想。
我们学校曾经两次在望城岗正大的礼堂演出由安徒生童话改编的儿童剧《天鹅》，是正式售票的，相当隆重。记得当时正大的礼堂坐得满满当当，我想，正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演出的歌剧也是有兴趣的吧。我们学校几乎有半年课外活动时间都被排练占据，也花费了老师们很多精力。我觉得演小公主的涂湘缃即使在大城市的大剧团里都是绝对称职的。演王子的吴志南嘛，个头和面相倒还不错，只是唱功和演技比湘缃差得远，不过搭配起来还看不出多少破绽。当时还请了大学的女生熊洁玉和她的同伴来帮忙指导，熊洁玉曾在《雷雨》里演过四凤，我们对这些会演戏的女生就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特别崇拜。多年后，吴志南借出差的机会到上海来看我母亲，我们还一同去看望熊姐姐，遗憾的是她不在家，没有机会见面，十分遗憾。听我在长胜时的大朋友，熊姐姐的弟弟，熊大传说，文革时她曾受到很大的冲击，人也变了样。我后来想，没见面也并非坏事，以免破坏了熊姐姐留在我脑海中的美好形象。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高等学校里，等级观念比较淡薄，比如在我们眼里，胡先驌、肖蘧等校长看起来都和我们的父辈差不多，他们的日常穿着只是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他们的子女如肖庆庚、肖庆同、林来安等也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没有现在有些学校里那种“拼爹”的风气。不同的是，他们的孩子们待人都格外礼貌，那时庆庚、庆同刚从美国回来（那时从美国回来的人极少，可不像现在那么多），她们待人和颜悦色，也经常上我们家来串门，和我们一起坐在门前的踏阶上聊天。庆同在《天鹅》里还演了一位王子，也像其他演技不算太高明的同学一样，认真接受老师指导，享受参与的快乐。林来安（林一民校长之子）和我们同班，不知为什么，我们都喊他大宝，他也并不反对，而且他非常守规矩，因此给我印象不错，9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时还向朋友要来了他的电话，无奈连续几天打了多次都不通，只好作罢。我们的班长周良钰的父亲则是学校的工友。
正大学生在望城岗演过多部戏，有“上海屋檐下”、“樑上君子”、“雷雨”等等。爸爸系里漂亮的诸亚儂在“樑上君子”里演一位女主角，她的普通话说得不算太好，在剧中有时引起大家善意的哄笑，后来从《窗谊交流》上知道她在台湾，但这已是我去台湾之后的事了，所以没有机会去寻找她，她也不会记得我。负责剧务的人看中了我们这几个孩子帮他们推销票的可能，便由沈小华姐姐交托给我们卖票的任务。湘缃在这方面最有能耐，锦华（刘乾才4先生之女）和我跟在后面助阵，估计也帮了大学生们一些忙。令杭则直接参与演出，在《上海屋檐下》和别的剧中扮演孩子；演《雷雨》时，从南昌城里请了一位正式剧团的演员来演鲁妈。当时的大学生们要准备演戏，忙得不可开交，令杭便被指派领着那位请来的演员在望城岗上各处走走看看，当她们走到附校近旁，我在操场上看见她们时，那种羡慕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
没有想到的是，在大学生们为送学生会主席张英荃离校演出歌剧“农村曲”时，饰演工人妻子的钟姐姐和饰演农妇的汪姐姐（恕我实在记不起她们的名字）居然到我家来，征得我母亲同意，让我在剧中扮演一个父母、亲人全被日寇残忍杀害而流离失所的孩子。遗憾的是，虽然吼两句歌还可以，但我真是一点都没有演戏的天分。出场时要表现出十分惊恐的模样，好在一上场看到台下那么多人便吓得心惊胆颤，想来效果可能还算马马虎虎。待我走到汪姐姐家的茅屋前，她很慈爱地递给我一个馒头，我心想，我扮演的孩子应该是饥寒交迫，便狠狠地咬了一口，把馒头塞得满嘴都是，害得汪姐姐赶紧悄悄地跟我说：别吃那么多，待会儿还要唱呢，急得我赶紧把馒头吐出来扔到布景的农家藩篱中。这个细节居然被经常和我作对的同学肖度元（肖炬松5之子）注意到了，第二天狠狠地讥讽我馋，贪吃。“农村曲”排练和演出都很匆忙，张英荃先生走得也匆忙，我想现在已经极少人记得这件事了。那次演出却给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比如大雨的效果，是把一个竹匾从剧场后台的屋顶上吊下来，里面盛上许多黄豆，摇起这个匾来发出很响的沙沙声，在台下听起来，和大雨极其相似。而雷鸣则是用一块洋铁皮竖着吊在屋顶上，用力地前后晃动，便发出轰隆隆的声响。记得那次参演的人员还曾合影，但愿哪位大学同学还留着照片，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纪念。最近在《窗谊交流》第三十四期上看到张英荃先生写的“接到错划右派平反通知的这一天”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当时曾听说他离开正大后去了苏北解放区，凭我的想象，他即使不成高级领导，也会是一位职位不低的干部。后来想想，也不觉得奇怪了，因为不少我很喜欢甚至崇拜的同学后来也都成了右派。
那个时候，抗战胜利不久，因为战时看电影的机会极少，如果听到星期六有电影，小孩子会高兴一个星期。所以如果有电影或演出，小孩很少有不到场的。无论是陆华柏和甘宗蓉带着他们的合唱队来，还是“正社”演出京剧，我们也都会欢天喜地的去，我现在知道的几齣京剧如“玉堂春”，“凤还巢”，“乌盆记”等等还是那时候看到过的呢！春浦的父母廖大可先生和他的太太汪鸣鸾女士在大学师生中保持和传播国粹是功不可没的。听说汪女士抗战前还曾是上海天蟾舞台走红的老生呢。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学会听京剧。听一些退休的同事说，他们经常看电视戏剧频道，学会了看京剧，又看到王佩瑜老师那样尽力地提倡，真希望余生还有机会学会听戏。
在望城岗时，常听到大人们谈起姚名达教授率领的抗日前线慰问团，听到姚教授和吴昌达先生在鬼子面前毫不惧怕、英勇就义的故事，非常敬佩。对我们当时还能接触到的慰问团员吴兰英、施亚光姐姐充满了好奇。也有机会看到巴怡南老师带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还有他们家的保姆。现在想来，这位男孩一定是常在《窗谊交流》中撰文的姚果源了。
到了初一，开始上英文课，教英文的王老师，也是我们的级任老师，他比较严格，每天的日记或是周记，王老师都认真批改，记得一天我在日记里非常幼稚狂妄地空谈“男女平等”，王老师的批语说：“光叫有什么补益，……”，使得肖度元兴高采烈，不断地大声重复：“光叫有什么补益！”不知为什么每当我受到批评或做错事时，他都特别得意。他的淘气有时候也有点过分，记得一次新的数学老师来上课时，他竟把簸箕和笤帚搁在门顶上，老师一推门，簸箕和笤帚正巧落在那位女老师的头上和肩上，把老师气哭了，这事怎样收场我却不记得。我们几个女生一直羡慕肖度元可以不受家长约束，自由自在地爱干什么干什么，特别是他有零用钱，可以随便买零食，而我们家里是完全不给的。
那时我们年级来了一位比我们略微年长的同学周纪馥，记得她写的字和作文比班上同学好得多多，她对我十分呵护，我对她是既崇拜又喜欢，我们俩立刻成了好朋友，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她却是在我离开望城岗后唯一通信的同学。但和人生中许多事情一样，走着走着就走失了，至今没能找回她。
我家住在三区时（现在肯定没有多少人记得哪里是“三区”了），左邻右舍都是当时的“国大代表”，右边是程琇，我们没有多少来往，也不知道后来她去了哪里。左边是戴良谟先生，他的太太是真的格格（现在格格吃香了，有些不是格格的人也假冒皇亲国戚），可她一点都没有格格的架子，特别随和，晚上乘凉的时候还教过我们唱日本的儿歌“春天来了”。他们家的铁城、铁坦经常借书给我们看，比如法国的《苦儿努力记》，像《爱的教育》一样，这本书让我感动得流泪，我想，这两本书在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当中，有过较大的影响。记得第一次去法国时，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这本书，我向我的朋友Daniel简略叙述了这本书的内容，他立刻就和我同去书店找到了这本书，虽然书名（Sansfamille)和中文译名完全不同。可见此书对和我同辈的法国儿童来说，也是很熟悉的。虽然由于时间过得飞快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前些年，一位很优秀的法国青年到所里来做博士后，闲聊时谈到雨果的《九三年》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说：没听说过。
47年初，国内的形势有很大的变化，学潮也逐渐高涨，我们这些孩子虽然对现实不甚明了，也许是似懂非懂地从报纸副刊上看到一点对时弊的抨击，也许是受到家长只言片语的影响，很自然地都站到学生这一边。记得一次冬天晚上突然停电，大学生们借机游行，队伍里有人敲着脸盆，高喊“我们要光明！”游行队伍有时也齐声唱着自编的歌曲：“参加护校运动齐向前，正大青年总动员。我们热爱正大如家庭，我们勇敢坚定而热情，……”。我和弟弟听了都很兴奋。
47年夏天，由于父亲对他的故乡和老母朝思暮想，我们便离开望城岗回杭州。离开那天，我看到我的小伙伴们聚在满载行李和我们全家人的大卡车旁，锦华坐在我的边上，一直送我们到城里，也几乎一路哭到城里。而我一点都不悲伤，心里充满了对大城市的向往。后来当我在不适应的环境中遇到不顺和困难时，才想起在望城岗和小伙伴们相处时兴高采烈的日子，才感到我对锦华的残酷。虽然后来春浦、度元、锦华和我也曾相见于天安门前，许多同学也曾在我家相聚，令杭和我更是终生好友，但少时的青涩、懵懂、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已永远不再。
匆忙结束这篇短文，因为如果不赶紧打住，也许永远也不会把它写完。从开始写到现在至少已经过去了10年，如果读者发现前言不搭后语或时间不一致，请不要见怪，因本人今年也已八十有三，记忆力差是很自然的事，更加不可能重写，有误之处，只能请大家原谅了。
人生苦短，一晃眼离开望城岗已经七十多年。仅以此篇献给离开望城岗后时常挂念的小伙伴肖庆庚、庆同，戴铁城、铁坦，何厚京、厚燕，罗小伦、小鸣、小伟，周光立、光炎、光勃及其他后来没有机会见面的同学们。
注：
1.廖大可正大《杏社》戏剧导师
2.涂维正大数学系教授
3.程绂正大体育副教授
4.刘乾才正大电机系主任
5.肖炬松正大注册处主任
逃难——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张弥曼
时光出人意料地急匆匆流过，转眼间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满一个甲子。八年抗战期间，我从一岁长大到九岁，从对周围的世界毫无所知变得略有懵懵懂懂的记忆和认识。就像如今不少人有过“插队”的经历，总觉得不吐不快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当中的许多人战时都有过背井离乡到处流浪的经历，心里也常有不少话想说，说给有过这种经历和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听。对于前者，应该说是寻求一种共鸣。而后者呢，他们会感到好奇抑或不耐烦么？我无法猜测。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想罗嗦几句，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已经都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虽然离“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实践还差得远），如果现在不说，以后恐怕就没有多少机会了。当然，我想要说的，虽是拣我自认记得最清楚的事，但毕竟仅为一个8-9岁的儿童脑海中对抗战胜利前夕逃难的点滴记忆,又是生活在最普通的老百姓中看到的最普通的事，难免使人感到乏味，或者只能作为与我的同代人共叙童年，留作永久的纪念。
告别杏岭
大约是在年初吧，总之，是才考完了大考，学校刚要放寒假，而离旧历年还有些时候。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弟弟悄悄告诉我，说是听父母说，要逃难了。其实，那时候我们早已在难中。八、一三以后，我刚满一岁，父母便带着我离开南京“疏散”到四川北碚，我的弟、妹都是后来在那里才出生的。之后，我们又辗转到了江西。父亲在永新工作时，时局已一度吃紧，我们全家曾随父亲的学校坐了木船沿禾水入赣江，经赣州到达赣南的唐江。在那里没有停留多久，父亲到泰和杏岭任教，我们一家便又跟随他到了杏岭，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念上半个学期的书，又要逃难。这次逃难，和前几次都不同，第一次坐的是长江轮船，第二次坐木船，这一次，听父母说，要用两只脚走。
这时，日寇已自江西经湖南、广西一直打到贵州的独山,并从粤北进逼赣州,同时，赣北日军沿赣江南窜，威胁泰和。而当时有一个现在看来十分奇怪的现象，至少在我们所在的地区在那时是如此，一提起逃难，那些理应冲锋陷阵在前方抵挡日寇的军人早已占用了大批交通工具向后方逃去，老百姓却只能根据各自的情况决定去留或去留的方式。父亲的学校当局决定将学校迁到宁都附近的长胜墟。在将学校的图书设备运走时，同时也协助教师将他们个人的书籍带走，这当然大大减轻了教师和他们的家属逃难时的负担。
怎么走呢？父母真是愁得不行。当时我八岁出头，大的弟弟不到七岁，小的弟、妹是一对双胞胎，才两岁多。和学生大队一起走吧，怕跟不上；自己走呢，又恐不安全。好在和我们情况相似的人家不在少数。于是，父亲和隔壁钱伯伯一家商量好一起走。他们一家的情况并不比我们好多少，三个孩子的年龄和我们相仿，锺林比我大一岁，曼林比我小一岁，毛仔和我的双胞胎弟、妹年龄相当。幸亏同行的还有父亲系里的工友老颜和阿宝，他们两位都是浙江人，是我们的同乡，又都很有力气。不仅帮了我们很多忙，而且给我们增添了很大的安全感。
出发之前，父亲和钱伯伯先去探路，他们从杏岭走到沿溪渡然后折回，虽然看到许多原先由学校运走的书籍已被堆放在河边路旁用来烤火，但已顾不上心疼，只注意到路总算是还可以走的。于是，第二天我们两家人，加上老颜、阿宝以及他们请来的一位广东人便一同上路。家里的大部分衣裳、被褥、家用什物都只能丢弃。老颜用竹箩挑着我的一对双胞胎弟、妹，父亲和钱伯伯买来一辆小小的独轮车，由他们两人轮流推。毛仔坐在车的一边，两家十一个人的简单行李便由车的另一边和广东老乡的挑子来解决。
说实话，我当时实在太不懂事，一点都不能体谅父母焦虑、失望的心情。不仅对逃难没有多少恐惧、厌烦，甚至想到可以不要上学、不要考试，还能到乡野间去游逛、玩耍而感到暗暗欢喜。我们穿过竹林，翻过红色的山坡，越过小河，经过村庄。我们一路走去，至少比我们的母亲走得轻松，走过用两根铁轨搭成的窄桥时，我们丝毫不感到害怕，相反，看到两位母亲战战兢兢地被人牵过桥去的情形，心里暗暗觉得可笑。记得锺林戴着他爸爸的礼帽，大摇大摆地走，而我则见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便都捡起来塞到棉袍的口袋里，害得每天晚上母亲都要把我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扔掉，一次我见到一段实心的竹子便拾起来拎着，结果照例被母亲扔掉，害得我好多天不高兴，后来，当别人不相信我说竹子有实心的，我也拿不出证据来。沿途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搭伙，看见他们似乎一点都没有逃难的准备，依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似乎无人料到即将面临的灾难。
我们一路走去，渐渐地，遇到许多从广东逃来的难民，扶老携幼，饥寒交迫，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常听他们说起日本兵在后面追赶时的恐怖情形。他们之中不少曾家境殷实，由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而仓惶出逃，丢弃了大部家产，留下了不愿走和走不动的亲人，如今家破人亡，沿途连喝一口干净水的地方都没有。即便是过去家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子，实在没了办法，只得随便找一份人家嫁出去，运气好的有口饭吃，运气不好的挨打受骂苦一辈子。
更加惨不忍睹的是一队队的壮丁，他们都穿着褴褛、单薄的便服，个个骨瘦如柴，被拿着鞭子的下等军官驱赶着，有气无力地、跌跌撞撞地缓步前行，队伍中如果有人实在走不动而倒下，便是一顿毒打。他们都曾经是些壮实的小伙子，被抓来当壮丁原本是要去打日本的，但身上连军服都没有。由于军官克扣军饷，忍受的不是一般的饥饿，而是个个都饿得脱了形。加上时疫流行，病死、饿死的不计其数。所以被抓壮丁后试图逃跑的人起初很多，后来因为抓住一律枪毙，大部分人都不敢再逃，但也有胆大的和成功的，例如和我们同行的广东人，据他自己说，就曾几次卖过壮丁而又几次成功地逃跑。看到这些壮丁,使我想起几年前在永新时，痢疾流行,不少年纪很轻的兵士因为没有任何医疗条件而死去,其中一些尸体被送到父亲工作的医学院来供学生解剖。一天，一个将要被投入装满福尔马林的水池中去的年轻人突然睁开眼睛,于是只得将他抬回去,说是要待他“死透了”再抬回来。当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象，如果自己活着被投入药水里去溺死又无力反抗的情形，心里感到万分恐惧。同时又想，他的爹妈对被抓去当壮丁的骨肉一定日夜牵挂，一旦知道了实情，不知将会怎样心疼难忍。
现在已经记不清准确的时间，我们终于到了罗家墟。当时虽是冬日，但天气还算晴和。在我们到达几天之后便风雪大作，看到以后陆续到来的人们踉跄蹒跚地踏着积雪，裤腿和鞋袜都已湿透，他们行程的艰辛可想而知。
暂驻罗家墟
在逃难途中，罗家墟是学校安排的第一个中转地，以便在此度过隆冬后再继续上路，许多拖家带口的教职员都被安置在罗家祠堂暂时休整，学生和其他单身员工则需自己另觅栖身之所。钱伯伯一家和我们一家挤住在祠堂西边的一间小小的侧房里。我们一家六口和他们一家五口都各自挤睡在一张用铺板搭起来的床上。因为年幼，已经不记得夜里睡觉有什么不便，但起夜时刚把脚往床沿下一伸，跳蚤便立刻的剥的剥地跳到脚上来的这种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雪下得很厚，屋檐下挂着长长的檐滴。妈妈和钱伯母实在是没了辙，最冷的时候只得把我的双胞胎弟妹和毛仔白天也盖着被窝留在床上。而我们这帮大一点的孩子便只能放羊。我们自己有时也会找到一点取暖的办法，即是将祠堂灶房劈柴时落下的很细小的碎柴梗或甚至像火柴粗细的木屑都收集拢来，我们特别喜欢一种可能是松木上砍下来的碎木屑，管它叫油柴。我们把能收集到的碎木，在地上搭起一个饭碗大的架空的小柴堆，点燃后几个人可以把手放在火上大约烘个5分钟左右，不用说，手脚都是长满了冻疮的。祠堂的规模在我的记忆中还是相当的大，厅堂里面有几根很粗的柱子，由于年久失修，有些柱子的底部已经破裂，可以看到柱子当中是空的。一次，不知是谁家不懂事的孩子把火星引到祠堂的大柱子里面，险些引起火灾，于是祠堂的主事大发雷霆，不许我们再用碎柴屑取暖，我们当然无可奈何。
孩子们没事可做，便到处游逛，我们去得最多的是大学生聚居的地方，开始看他们打桥牌，后来学他们做扑克牌。当时由学校运送的图书已无人问津，图书馆的空白卡片更是俯拾皆是，不一会儿就能收罗一大堆，我们向这些大哥哥们借来也是用图书卡片做的当中分别刻着红桃、黑桃、方块、梅花的“模子”，扣在空白的卡片上，把当中抠空的图形用墨涂黑，然后在卡片的左上角和右下角上写上数字2-10和字母A，K，Q，J，一付扑克牌便做好了。我们也半通不通地学着像大学生那样打桥牌，叫王牌时“heartone,clubtwo”地乱喊，但更多的时候是玩“抽乌龟”和“信不信由你”。由于卡片本身制作很粗劣，一付牌打不了多久，许多张牌从背面就能认出来，牌也就没法玩下去了。
当时的生活虽然苦一些，但基本上还能喂饱肚子，油水当然是很少的。一天，我们看到几个大学生将一条小狗捆绑起来，打算杀来吃，我见那小狗轻轻吠着，挣扎着，十分可怜，便忍不住哭起来，而且越哭越厉害，其中一位大哥哥说：“这狗又不是你的，你哭什么？”他话虽这样说，见我哭个不停，只得把狗放了。虽然小狗的命运最后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和60年代初我亲眼看到有的人连别人家的猫也可以捉住炖来吃的情形又有所不同。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干校，看到有些“同学”把不知从哪里抓来的狗宰来吃，我则已完全无动于衷了。
尽管由于战事逼近，我们这些逃难者没有心思也没有条件过年，但罗家墟当地人过年仍操办得很热闹，在永新曾经见过的龙灯，旱船，蚌壳精，踩高跷的，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和尚……等等，一样不少地从街上列队走过，爆竹声不断，罗家祠堂还用麻袋装着带糖馅的芝麻饼出来散发，只要说自己是姓罗的，都可以拿到，我们这一群不姓罗的孩子，虽然已是没有学上、终日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的顽童，但仍不敢撒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芝麻饼发馋。我们或是在游行的队列里穿来穿去，或是捡地上尚未炸开的爆竹，点燃后听那“啪”的一响，仍然玩得起劲，根本不懂得国家的兴亡。
和我们一同住在罗家祠堂的罗太太很快就要分娩。起初罗先生一点也不着急，除了每天带着雨伞出去找接生婆以外，还慢条斯理地给我们讲“镜花缘”里的唐敖，多九公，林之洋，讲女儿国，穿胸国，……；他讲“拍花贼”讲得活灵活现，害得我们都怕出去被人拐走。直到罗太太快临产了，罗先生才着了急。实际上，想要找个可靠的、像样点的接生婆，在那种时候的那样一个小镇上确实是很困难的事。最后实在找不到人，我的母亲只好自告奋勇出来帮忙。后来我问过我的母亲怎么敢去帮忙，她说，她虽然没有接过生，但自己生过几个孩子，也见过别人生孩子，知道生产的过程和接生要做哪些事。她告诉我，她把接生所需的物品、器具全部放在滚水里煮过，自己的双手和产妇都用碘酒消毒。我的母亲做事敏捷利落，整个生产过程果然没有出什么问题。那个女孩满月时，罗家还送了两碗面过来，算是对我母亲的答谢。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有些后怕的，幸亏罗太太是顺产，如果是难产，结果就不会这么简单了。不过，在那样的时候总得要有人出来帮忙吧。我的母亲如今已过世十年。想来这位女孩今年也该60岁了，不知现在何方。
我猜想我的母亲对于我和弟弟没有书读整天在外面野很是焦虑，作为母亲，即使在那样一个困难的时期，也始终惦记和琢磨着，能用什么办法，使我们多少能得到一些无论哪一方面的知识。当时学校里有位周宗璜先生，是我母亲的远亲，我们叫他周家外公，其实他也许甚至比我的父亲还要年轻些。他和他的太太都是从法国留学回来，是一个很活跃的人，记得在杏岭时他还帮助学生到泰和公演过“阿Q正传”。妈妈通过周家外公把我介绍给在大学读书的华侨学生高美琛姐姐，想请她教我一点英文或教我唱唱歌，我想主要的还是想让我受到一点管束。因此我到高美琛姐姐的住处去过几次。英文学了些什么，我已毫无印象，但她肯定教了我好几支歌，其中一支“清溪水慢慢流穿过青草地”我至今记得，在那样一个天空灰暗、周围环境杂乱不堪、许多人对当时的形势不大提得起精神来的时期，这支歌，连同高美琛姐姐的美丽给我带来了温柔清新的气息。这些事其实早已沉淀到我的记忆深处，只在不久前偶然在《中正大学1校友通讯录》上看到高美琛这一曾经熟悉的名字，知道她现在加拿大温哥华居住，才想起这些给我留下美好回忆的往事，也十分后悔没有早一点得到这一信息，失去了两次去温哥华时探望她的机会。我可以肯定，高美琛姐姐一定不会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很不起眼的女孩从她那里得到的温暖和欢欣，但我确实很想在此穿越久远的时空向高美琛姐姐衷心祝福，祝愿她身体健康，生活快乐，永远年轻、美丽。
途经兴国
从罗家墟经过冠朝到达兴国时已经开春。爸爸的一位年轻同事的孩子起名为“冠朝”，猜想或者就在冠朝出生。我们被安排住进兴国的一所中学。当地刚刚流行过脑膜炎，这是那时尚无特效药能够治愈的疾病，因此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小孩子，所以一提起脑膜炎大家都有些谈虎色变，我和弟妹们常常以大喊“脑膜炎来了！”来互相吓唬，似乎“脑膜炎”是一个有形的凶恶魔鬼。父母对于流行病也几乎只能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记得从永新到唐江的逃难途中，我得了痢疾，当时虽然父亲在医学院工作，唯一能得到的药也只有“消法嘧定”(sulfamidin)，而且药很少，如果疾病延续的时间长或传染开来，肯定是不够用的，因此父母只能采取仅给我喝很薄的稀饭或米汤，让胃肠得到尽可能多的休息的办法来医治我的痢疾。这使我在以后的若干年中，每次泻肚子，特别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不敢告诉我的母亲，很怕被剥夺好不容易能够得到一点好吃的东西的权利。逃难途中，走路时一日三餐，不走路一日两餐，除此之外，当然没有任何吃食。记得在兴国见过一种叫做黄米粑的土产，是黄颜色的，作鞋底状，我猜想是用糯米做的，心里很希望母亲能买一点，但始终没有开口，因为知道即使开口也是没有用的，而这种黄黄的米粑直到今天我想起来都还有些要流口水。
当时兴国的人口好像只有两万，但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不小的城市。和我们同住在那所中学的还有新婚的李斯吉先生和他的漂亮的广东太太，我想可能因为她说话带广东口音，所以她喊起李先生来像是喊“ski,ski!”他们都是很热心肠的人，看见我们没有书读，便经常教我和妹妹唱歌。因为我在永新时已在禾川江里学会了游泳，所以也有一次傍晚到流经兴国的平江的桥边教李太太游泳。李先生打听到，当地的崇礼小学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各种竞赛，于是便请在学校教书的一位老师替我报名去参加歌咏比赛，李先生帮我选了一首抗战时的歌曲“巾帼英雄”，去比赛的那天，李先生把我一直送到台边，并为我起了合适的音，使我唱起来比较顺畅。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李先生搀着我的手，弯着腰为我轻轻地唱：“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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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音节在我耳边回响了多年。记得那次还有一位很漂亮的女老师上台唱了一支托赛里的小夜曲，非常好听。据说结果我还得了一个较好的名次，但因为我不是崇礼小学的学生，奖品只能留在学校。我的父母和我自己，为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能参加这样一次活动，已经非常满意，并没有更多的要求。好像是在50年代，李先生还到上海去看过我的父母，并问起我，可惜那时我已离家读书，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但我心里一直是念着他们的。在我的记忆中，李先生体格魁伟，这可能是他曾报名参加空军去打日本的原因之一，虽然后来未被录取。多年以后，妈妈和我曾经托人打听李先生和他家人的下落，但都没有结果，但愿他们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愿他们一家平安。
一天，我们在街上巧遇我和弟弟在战时迁到永新的江西省立南昌实验小学读书时的老师胡生静和燕亚莎，他们两位特意借给我们“木偶奇遇记”和“谈天说地”两本书，这对我和弟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前一本书可说是我在初小看过的最好看的一本，皮诺曹（Pinocchio）的木匠老爸的慈祥、善良使我特别感动，而小皮诺曹本人经过那样曲折的遭遇终于从一个不谙事的顽童小木偶变成一个真正的可爱的小男孩也使我由衷地为他高兴。后一本书，虽然有些枯燥，但因为没有别的书看，我也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但那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日后会学地质，在上《普通地质学》时会听老师讲到那本书里提到的一些内容。胡老师和燕老师借给我看的“谈天说地”似乎真成了我日后学地质的先兆。
我们动身去宁都和长胜时已是晚春，漫山遍野的杜鹃已凋谢，野蔷薇正盛开，记得当时我们和周拾禄先生2的几个孩子同路，光炎和我一路采摘了许多野蔷薇的花朵，插在一种类似竹叶的植物上，非常美丽。我们在宁都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不巧的是，我发起疟疾来。那时在江西“打摆子”是家常便饭。我第一次打摆子还是在杏岭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每天中午上学时，总觉得浑身发冷，于是课前便到教室外面靠着墙晒太阳，有时俞调梅先生3的两个女孩子俞有玮、俞有瑛也陪着我出去晒太阳，（这件事不知她们是否还记得。几年前我曾应邀去有瑛家做客，在那里见到了有玮和蔡方荫先生4的女儿蔡小妹－蔡淑君，但由于几十年不见，大家都有些生疏了，没能尽兴畅谈，十分遗憾。）上课时感到脑袋发热发晕，可到了放学的时候，又一切都恢复正常，于是照常甩着书包走回家去。后来一次星期天中午我又出去晒太阳，被母亲发现，于是给我吃奎宁丸，盖了两床厚被发汗，退烧后继续吃了一段时间的药，才算好起来。在逃难的路上打摆子，药是可以吃的，但路却不能不走，因为同路的许多人不能为一个人耽误时间，一个人或甚至一家人也不敢停下来单独行动，因为那时已经听说，原本随大队走的一位大学生（后来知道是魏百寿先生）因生病落在队伍后面而被土匪杀死，并将他挑着的行李抢劫一空。于是，即使在发烧和头晕时也只能勉强由父母亲扶着我走，记得有一天上茅厕，如果不是母亲及时拉住，肯定我便一头栽在粪坑里了。好在路途不算长，奎宁也很有效，不久便到了长胜，我的疟疾也渐渐好起来。
落脚长胜墟
在长胜，几乎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散居在农家，学校很快便在镇上复课。我们一家住在窑下村一户农家泥墙泥地的大房子里，爸爸、妈妈从屋后河滩上揹回来一些干净的细沙，均匀地铺在地上，使得地上不那么潮湿，然后在房间里用铺板搭起三张床，挂上帐子，放上一张不知从哪里借来的旧方桌和几个凳子，新家就安排好了，我们便过上了自一月份以来最安定、最舒适的日子。那张方桌的用处最大，妈妈洗比较厚的衣服时，不容易搓，便把衣服摊在桌上，用板刷去刷，所以这张桌子很干净；吃饭时当然是用作饭桌；爸爸备课、我们写一点作业，把它当成书桌；如果有客人来，也都坐在这张桌边喝水。记得有一回一位得了肺病的大学生到家里来，妈妈请他喝绿豆汤，也坐在这张桌边和他谈天，因为当时肺病几乎是不治之症，妈妈后来把他用过的碗、匙都用开水煮过。每天吃完饭，洗碗是我的任务，有天中午难得吃炒鸡蛋，我在收拾碗筷时发现桌上有很小的一块浅黄色的东西，便不假思索地顺手拿起来放在嘴里，待到一嚼，才知道是一块极小的肥皂头，是妈妈洗衣服时掉在桌上的。
长胜是一个相当富庶的地方，除产粮食以外，还产花生、甘蔗、黄豆等等，如果在收获时节，即使是到不熟识的老表家里串门，这家的女孩或是小媳妇常常会塞给你一坨红糖或是拿出一小笸箩花生来招待。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农药和化肥还没有任何概念，加上气候湿润，因此天空湛蓝，空气清新，农田碧绿，河水和湖水清澄，岸边垂柳、芦苇几乎纤尘不染，靠近湖岸的水中漂浮着的芡盛开着淡紫色的花，枯枝上停着一只蜻蜓或翡翠鸟，看起来真像是列维坦(Левитан)的写生。日后我对列维坦的作品情有独钟也许与此时曾身临其境的周遭景致不无关系。随着战后DDT以及其后一系列农药的引入，长胜现在还保持着它的洁净吗？
我们住的是一所坐南朝北的长形的大房子，当中是一间很长的南北向的堂屋，它的中部有一个天井，堂屋的两侧各有六、七个或更多的房间，住在这座房子里的，算上房东，约有十来户人家，我们的房东，可能是家里的老二，因为大家都喊他二老表，是一个很强壮、干活麻利又很爽快的男人，他的老婆，我们就叫她老表嫂，他们有一个十来岁的智力不十分健全的男孩和一个将近一岁的女孩。我们家住在大屋南头东侧第一间。住在我们对面的一家人是一个10岁的男孩丘隽章和他的外婆、母亲、姨母和姐姐，他的父亲曾是军人，不久前在抗日战争中阵亡。他们是广东人，和大学里的一些华侨学生熟识，可能是由他们照顾而住到这所大房子里来的。挨着我们两家住的是二老表一家。再向北去，西边第三间住着我的小朋友刘西华和她的母亲、姐姐和小弟弟。再向里面，住着另一户房东，是一对老年夫妇和他们的童养媳，那童养媳是个十四、五岁的留着一根大辫子、长得挺齐整的姑娘，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家的儿子。任启珊先生5和他的儿女任世一、任小芸也住在这里，由于家庭主妇不在，孩子们和家务都由叔叔照顾，这位叔叔十分节俭，经常生火煮饭都不用火柴，而用他自己的老花镜借着阳光将草纸搓成的纸媒点燃，下雨天他是怎么办的我却没有注意。住在这所大房子里的还有方铭竹先生6，他的太太是他的学生，当时仍在大学读书，所以许多女学生是他们家的常客。其余的房间都由学生搭伙住在里面。这所大房子里的住户相互之间都很友善，老老少少各色人等住在一起也很热闹。
我们仍然没有机会读书，父母亲让我们做一点简单的作业，爸爸带我们出去走走看看，捉蜻蜓、知了和其他昆虫，一次，还把一只受伤的八哥带回家来养，但直到它死去我们也没能听到它说话，这使我很长时间都不太相信八哥会学人说话。此外，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外面玩耍。大屋门前有一棵巨大的樟树，它的树干，要几个人牵着手才能合抱，树洞里能容下好几个小孩，这棵树虽历经沧桑，但仍枝繁叶茂，树上缠绕着一种藤蔓，结的果实许多老表用来做凉粉。不时从树上挂下来的樟蚕，周身兰黄相间的纵向条纹十分鲜艳，但身上长着的一簇簇毛刺又使它看起来非常丑陋，我们都时常提防着，生怕它落到我们的脖子上。听说樟蚕丝可用来做二胡弦，不知是真是假。窑下村的孩子们便把这棵大樟树作为我们的“司令部”，“司令”这一头衔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丘隽章身上，一来是因为在我们这帮孩子中他的年龄最大（十岁），二来因为他的父亲是为国捐躯的军人，他们一家人都为人诚恳朴实，一点也没有过去我在逃难途中曾见到的一些军官眷属的骄横，他的姐姐比我们大好几岁，已经不愿混在我们当中玩耍，但经常为我们出谋划策。
长胜出产粗制的陶器，如大大小小的缸、坛、钵、盆等器皿，因此我们居住的村落叫做窑下村，不远处还有一座窑上村，破碎的陶片俯拾皆是，几乎所有农家的院墙都用破陶片堆砌而成。我们“司令部”的人经常在大樟树下做的事，是把捡来的陶片垒起一个小小的灶，然后到不远处的和尚廟后的菜地里去偷茄子，把茄子皮扯下来，放在也是用陶片来代替的锅里去烤，闻起来味道真是香极了，可惜一点儿也不好吃。我常想，如果庙后的菜地里种的不是茄子而是番薯，那该有多好。
几乎每天下午我们都到屋后的河里去游泳，因为到河里去的人很多，我和弟弟也都已经学会游泳，所以父母对我们很放心。河岸边有一汪泉水，看着比周围的河水要清，夏天附近的农人常常用荷叶包着泉水带到河对面的地里去喝。有次我很好奇，想到这汪泉水里去探个究竟，没想到一脚迈进去立刻没了顶，连喝几口水，挣扎着爬上来还心有余悸。其实在正常情况下我的水性还是可以的，在比人深的水里也不至于淹死。我们几个胆大的孩子看见有船划过来，常常不顾撑篙人的怒骂，迅速爬上船沿，从船尾跳到河里，把肚皮拍得生痛，那时我们以为跳水就是这种跳法。看到农人划船到对岸去，我们便动了心，一次傍晚，我们六、七个人见农人已从对岸回来，便偷偷解开缆绳将船划到河心，谁知中流水势湍急，船只很快顺流而下，船上的人最大的也不超过十岁，而且从来没有用过篙，怎么也控制不住船，两岸的农夫边跑边大声叫骂，最后不记得他们怎样到了船上，将船撑回去，我们只能蹲在船边任他们骂而不敢做声。当时在岸边的父母实在是为我们担够了心。另一次我们想入非非，既是“司令部”，就要筹划作战，于是决定把窑上村的孩子们当作鬼子，向他们开战，我们扛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毛竹向窑上村冲去，窑上村的孩子们也不甘示弱，同样扛着一根粗毛竹来回敬，最后以我弟弟的脸被毛竹戳伤而停战。
刘西华是一个很活泼很爱笑也很好看的女孩，也许她的母亲不甘心让她和我们这些野孩子掺和在一堆玩，所以她从来没有参加我们“司令部”的话动，和我们去偷过茄子或“打过仗”。我们在一起做的一件事是傍晚时分在河滩上唱歌并表演，都是刘西华教我，记得我们唱过“夜夜梦江南”，“白云故乡”等抗战时在大学生中流行的歌曲，也吸引了附近的一些村民来围观，其中自然是女孩子和小媳妇居多。
到了晚上，大学生们下课以后，我们时常缠着他们讲故事，现在回想起来，许多大学生对我们真够耐心的，虽然他们功课很忙，也有许多个人的事情需要处理，但对我们的吵扰很少表现出厌烦，也可能是我们使他们想起了留在家乡的弟妹和亲人？记得父亲的学生尹光德先生就特意给我看过他一岁左右的儿子的照片，而且充满慈爱地说，小孩子在家里太受溺爱，简直是个小皇帝。几年前尹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告诉我，他的大儿子从英国留学回来以后在中科院的生态中心工作，想来该是这位“小皇帝”了。有时候我们实在缠住这些大学生不放，他们也只好采用调虎离山计，比如有一次，一位大学生实在摆脱不掉我们，便给我们讲一个穿红衣、戴红帽的小妖怪的故事，并说这个妖怪就住在我们门前大樟树的树洞里，一边说一边领着我们到门口去看，当我们蜂拥着赶到树洞前，他便大喊：妖怪来了！并立即飞快地返身回到屋里，待我们追到他的住房门口，他已将房门从里面锁住，我们只得垂头丧气地各自散去。其实他们那时也都只20上下，但比起现在20多岁的孩子来，要成熟得多了。这大概是因为战时他们和家庭失去了联系，读书、生活全要靠自己的缘故，而且不仅要考虑自己，还要惦念故乡的亲人，担忧国家的兴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董仁恕先生，他好像是农学院的学生，当时正在写毕业论文，非常用功，每天课后都见他在抄写论文，虽然他的论文的内容我一窍不通，但可以看到，他的字迹不是一般地工整，而是每一个字，一笔一划都不含糊。多年以后，我的同事说我抄写的稿子字迹比较清晰，我会立刻想起董先生的毕业论文。他给我们讲的故事也最多。最使我难忘的是，他借给我看过一本题为“祖国的孩子”的小说，是讲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人的故事，那种做亡国奴的滋味和反抗精神既使人感到心酸又可歌可泣。这是我看的第一本成人看的小说，它使我开始想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我们当时的处境。近年来，电视上常播放韩国电视剧，看到他们目前经济的繁荣，想起六十年前那里的情况，不禁感慨万千。母亲去世前不久，我们已找到董仁恕先生，知道他原在江西农学院任教，现已退休回到老家绍兴。从他做事的认真来看，他的学生一定从他那里受益匪浅。当时我们和这些大学生们关系很好，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挺哥们儿的，因此考试以后也有学生让我帮他们在我父亲那里偷看分数的，虽然为数极少，但我每次都想方设法完成任务。
我们的“司令部”做过的一件最使我觉得有成就感的事，是举办了一次挺“正式的”晚会。这次演出得到我母亲的很大支持，她准许我们把家里的铺板搬出来搭台，用家里的好几条床单连起来做幕布。台就搭在门前的大樟树下。参加演出的大部分是我们这所大房子里的孩子，也有几位大学生，但整个舞台布置、节目安排等一应事项都是我们“司令部”的孩子们做的。我们从各家搬了不少长凳出来作为观众席，那天晚上好像来了好几十人。除了合唱、独唱以外，我的三岁的小弟弟还上台去打太极拳，当然并非真的打拳，而只是模仿曾经看见过别人打拳时的动作，但不懂行的人看来（那时候打太极拳的人很少，所以绝大部分人都是不懂行的），还真的挺像那么回事儿，挺逗人，挺可爱。尹光德先生的二胡拉得很好，他也上台拉了一段。还有一位头发卷卷、个子不高的诸葛先生吹口琴。我们最得意的是一幕活报剧，剧里讲在逃难途中一个汉奸装作腿受了伤，走路一瘸一瘸的，把一面膏药旗藏在绷带裹着的腿上，最终被大家识破，揭开他的绷带，扯出那面太阳旗，高喊“打倒日本”。帮我们排剧的当然是丘隽章的姐姐，剧的内容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从其他地方看来的，现在我已无处查证。排演过程中遇到的唯一难题是谁都不愿意演汉奸，我们想来想去，有人出主意让任世一来演，因为他叔叔待他很苛刻，平时一点零食也没有，于是我们向他许愿，如果他肯演汉奸，便给他糖吃。他果然同意了，剧演得很顺利。整个演出得到大人们的好评，我们“司令部”的成员也高兴了好多天。
当地老表传说，附近常有一种叫做“马面虎”的野兽出没，它们常从背后用前脚搭上小孩的肩膀，小孩一回头，便乘机咬住小孩的喉咙，把小孩拖走。晚上听到这样的故事，真使人背脊发麻。而且因此白天走在田野里也常要不时地回头张望，生怕不知不觉中“马面虎”会悄悄地跟上来。幸喜我们在长胜停留的将近半年期间并没有遭遇过“马面虎”。现在想来，这种所谓的“马面虎”会不会就是狼呢？
宁都长胜过去曾是苏区，因此老百姓比其他地方要开化些，尤其是妇女，不像别处农村妇女那样羞涩，都能很大方地和外来人交流。但也仍有许多在我们看来是很特别的或甚至是落后的习俗。大姑娘都梳长辫子，结了婚的妇女才开始梳髻，发髻很特别，是当中弯曲、下半部向后翘的那种，有点像京剧中媒婆的模样。小孩拉了巴巴，不用任何东西擦，而是喊狗来舔屁股。生了病多找巫医，我曾见巫医拿着尖尖的动物脚爪不顾病孩拼命地哭叫，把他的手掌生生地抠出一个坑来，也不知有什么讲究。我们临走前，二老表的女儿病了，发高烧，估计是喉咙发炎，巫医来一看，说是因为他们住房的门口有鬼把守，让把门槛底下的泥土挖出来涂在病孩的喉咙里，这样做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个不到一岁的小女孩被这样折腾了几天后便夭折了，而且死前不许留在屋内，只能放到盛夏的太阳地里，说是如果不这样做她的家人将遭到不测，老表嫂虽然伤心，也只能照办。任何人有点不舒服，家里人就要给他叫魂，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悠长的叫魂声，前面一个人喊着名字，后面一个人喊：“回来了！”殴打妇女更是家常便饭，一次，二老表和老表嫂不知因为什么事发生争执，二老表不仅动手打，而且抄起一桶滚水往老表嫂身上浇，老表嫂哭哭啼啼、披头散发，一连好多天几乎都不吃不喝。另一次，我们的另一家房东打他家的童养媳，下手之狠，使我心惊胆颤，看到平时笑嘻嘻的年轻姑娘和老夫妇俩相处得还算和睦，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被打得滚在地上，浑身是泥，经人劝说，才算住手。
就在这一时期前后，我的表哥（我们叫他二哥哥）从国立十九中学毕业，给父亲来信说，要报名参加青年军。二哥哥是我大姑的儿子，大姑让我的父亲把他从乡下带到城里来读书，原指望读完书能在城里找一份好的工作，以便脱离农村苦海。二哥哥人很聪明，功课很不错，从来不要我的父母操心，现在突然要去当兵，将来怎么跟我大姑交代？而且我的父母和当时许多中国老百姓一样，“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因此父亲便写信去劝阻。接着二哥哥写了一封激昂慷慨的信来，说是故乡正遭到敌人铁蹄的蹂躏，说是国家正在危难时刻，蒋委员长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说是保卫国家是男儿的责任等等，记得他还引用了陆华柏先生作曲、甘宗容女士演唱的《故乡》一曲中的歌词（后来陆、甘二位到南昌望城岗来演出时，我曾有幸远远地望见过他们），那封热情洋溢的信中的许多内容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中。父亲见他这样说，也只能由他自己决定。我现在猜想起来，或者父亲甚至还会感到不让二哥哥去当兵，是不是有点自私，因为年我要报名去参加军干校时，父母起初也是不同意的，后来他们很快就想通了，认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责任，记得那时周末我从寄宿的学校回家，当时读小学的双胞胎弟、妹高兴地迎上来喊着：“爸爸、妈妈同意了！”。只是参加青年军以及其后的事后来给二哥哥带来了不少麻烦，这是后话。
我们在长胜住了半年光景，忽然听说美国人在日本广岛丢了原子弹，接着传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学生们都欣喜若狂，镇上不知放了多少鞭炮，在我们赶墟的路上，无论碰到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会喜笑颜开地和我们搭话，他们说：小朋友，我们要回家了！镇上的茶馆也热闹起来，有些学生开始得到家里的接济，花钱有了松动的余地，交了女朋友的男生有时甚至主动地买糖给我们吃，也只在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用花纸包着的糖果，以前只吃过粽子糖。结婚的人也增多起来。镇上陆续来了一些美国吉普，载着美国士兵。一天，一辆吉普车上的美国小兵顶着下巴的枪突然走火，子弹穿过他的脑袋把帽子打飞到天上去。大家都为这位美国小兵唏嘘不已，这样年轻的小兵，一定参战不久，战争已经胜利了，而他却因为这种不应该发生的意外而永远回不了家。
孩子们在一起玩了半年，朝夕相处，要离开了，大家都有点舍不得，特别是我们的“司令”丘隽章，他的一家要回广东老家去，他跟我特别好，临走约定互相通信，丘隽章确实给我写过几封信，有些信还是由他们的华侨大学生朋友李先生送来，但我一封都没有回，因为当时有些大学生瞎起哄，使我很气愤，一赌气，无论李先生怎样劝说我都不肯回信。多年以后，我非常后悔，也曾托人到处去找过我的小朋友丘隽章，但不知他是仍在老家，还是去了台湾，或是离开了中国。很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得到他的消息。
父母亲开始盘算，期望不久便能重返京沪，重建家园，重新回到战前比较安定的生活，而且对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又开始有了希望。年父母离开南京时，原以为几个月后便能回来，因此住房和屋内所有用具、陈设全都没有带走，只是请了人照看。没想到一走就是八年，而且此后再也没能回到原来的家，也始终没能回到原先的生活水准。父母对此似乎并未有过怨言，他们后来经过思想改造，接受了知识分子应该向工农大众看齐而不应该和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的看法。不过我想，如果他们活到今天，他们的认识又会有所不同。
直到秋凉，我们才等到“回家”的消息。全校教职员工分期分批回南昌，记得我们和一些教工、他们的家属及学生挤坐一辆木炭车，车中堆满了行李，人就坐在行李上面。这种木炭车在抗战时使用很普遍，是一种带篷的大卡车，驾驶舱的右边竖着一个烧木炭的炉子，木炭烧起来气味很难闻，很多人晕车，我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回程中有不少必经的山路，记得路过老营盘时我吐得特别厉害，父母自己晕车，还要照顾两个小的弟妹，当然不可能来管我，坐在车上，脸朝车后，满头满脸满身都是尘土。我们就这样回到了南昌。
刚到南昌，住在陆象山路书院街工专的一间大教室里，住在这间教室里的有四、五家人，大家都打地铺。记得几户人家中有后来任海南岛大学校长的林英先生一家，有小冠朝的一家。客人来时，只能请他们站着。妈妈也只得自嘲地说：“我们还在逃难”。妈妈这句话，好像一直说到年我们回到上海以后。尹光德先生当时正在做他的毕业论文，我见他和爸爸也就在这间打满地铺的教室里用铅桶装满了水，里面放着活蹦乱跳的鲫鱼，并用注射器往鲫鱼身体里注射什么东西，好像在讨论有关鱼鳔的问题。尹先生也没能一待战争结束便立刻回去抱他的“小皇帝”，而必须先拿到毕业文凭，有了讨生活的本领后，才能放心回家。因此尹先生和我有很多次坐在工专礼堂的阶梯上，他边拉二胡，边教我唱歌。也可能二胡拉不出激昂慷慨的曲调来，也可能当时他的心情不佳，所以他教我唱的都是李叔同写的“悲秋”一类的歌曲，二胡曲子都很凄婉。还有一首当时的流行歌曲“天长地久”，其实我根本不懂歌词，只能硬记。很久以后，当我读到“长恨歌”时，才知道那是讲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
尾声
学校当局决定将校址暂时安顿在南昌城外新建县望城岗。望城岗曾是战场，在此曾发生过激战，满山遍野都残留着弹药，有步枪子弹，机枪子弹，还有迫击炮弹等等，外出时只需稍稍注意脚下，就能搜罗到不少，当然有好有坏，有些还很新，有些已长满铜绿铁锈。张静甫先生7的儿子张伟华，按现在的说法是，很有经济头脑，他摆了一个小摊子出来卖各种子弹，也居然赚到一些零用钱。几乎每个男孩都有一把自制的洋火枪，是用一根铁丝一头缚住一个子弹头，另一头捆着一根钉子，将子弹头中的锡用火烤化了，倒空，再把铁丝弯过来，使钉子正好对准子弹头的空腔，如果在子弹头当中放一个火柴头，将钉子对准火柴头，然后把钉子的另一端向地上猛敲，就会发出很响的“啪”的一声，像是枪响的声音，所以叫做洋火枪。
所有的教职员工都住在过去日本人的兵营中。年元旦，吴士栋伯伯8买了许多烟花，当时他的家眷还没有回到南昌，所以他便邀请了几乎所有住在附近的孩子们，在他住处门口放花炮，抗战胜利了，吴伯伯自己很兴奋，我们也都兴高采烈。以后在我的一生中，我看过无数次礼花，也给自己的孩子放过花炮，但没有一次记忆这样深的。
46年春，“正大”附校开始复课，我们这帮孩子中的绝大多数至少已一年多没有上学，学校开恩把我们这些勉强上过三年级的小学生都编入五、六年级，两个班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我们便正式结束了逃难生活。
拉拉杂杂、平铺直叙地写下以上这段经历，因为我十分庆幸，在处于国难时期的童年，遇到了那么多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尽职尽责的长辈，那么多心地善良、热心助人、勤奋学习、忧国忧民的年轻人。而且我想，这段经历不仅给我和我的同伴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决定了我们一生为人处世的取向。
谨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并献给逃难时和我共处的大、小朋友们以及我的母亲。
注释：
1．中正大学抗战时期创建于江西的“国立中正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历任校长为胡先骕先生，肖蘧先生和林一民先生。雷洁琼先生也曾在该校任教。
2．周拾录曾任中正大学农学院院长。
3．俞调梅曾任中正大学土木系主任。
4．蔡方荫曾任中正大学工学院院长，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5．任启珊曾任中正大学农艺系教授
6．方铭竹曾任中正大学经济系教授。
7．张静甫曾任中正大学农艺系教授
8．吴士栋曾任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训导长。
刊于年6月《江西师大报》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当年我们意气风发地告别母校时，还是青春年少的孩子，转眼多年过去，我们已步入青/中/老年，多少个白天黑夜，多少个春秋冬夏，母校留住了我们整个青春。欢迎广大校友回母校为学弟学妹们传经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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