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心欢喜的回家过年却遇上了恐慌的武汉封城
是的，回武汉之前，我们其实对武汉不明肺炎的各种消息是有所耳闻的，但是中国年，团圆年，我们盼望着和家人团圆，盘算着和好友相聚，期待着回故地重游，所以，带上两岁的女儿我们从南京出发回武汉了。从汉口火车站下车，熟悉的车站，熟悉的人潮，熟悉的家乡的味道。考虑到离海鲜市场较近，我们还是给孩子戴上了口罩，那时，武汉戴口罩的人很少。
1月12号，在十堰打工的爸爸先回到武汉，他以前一直在武汉的建筑工地打工，这两年一直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工地，就靠着这份工作，供我和妹妹上大学，还一直支持到我读博，结婚，生子。10月份军运会工地停工，他还来南京陪了我们一段时间，现在想想，真后悔当时让他回武汉了。10月底从南京回武汉后，他就随着工地转去了十堰干活，12号回武汉以后就在海鲜市场附近的工地待着给工人们结账，14号妈妈先从南京回了武汉，和爸爸在距离海鲜市场不远的商场打年货、买新衣，忙忙碌碌、开开心心的准备过年。
18号我和爱人先带着小孩去了婆婆家，19号妹妹从深圳回家了，20号我们也从婆婆家回了我爸妈家。疫情突然就开始严重起来了。22号爸爸从汉口结束一年的工作也回家了。妈妈很警觉，还跟我说，明天你们吃完年夜饭就回婆婆家吧。23号武汉封城，大家心情都很低沉，我们的团圆年也就潦草的过了。
考虑到爸爸在高危的海鲜市场暴露过，我们决定带着女儿就在我爸妈家了，尽量不再接触其他人。同时我、爱人、妹妹，也开始在村里的网格群里宣传防疫知识，没事不出门，出门戴口罩，也不让年迈的爷爷奶奶来我们家串门了。现在想来，我很庆幸我们做的这一切决定，我们没有把病毒传播给村里的其他人。家人陆续确诊，幸而有黑暗中的点点光亮。
1月24号开始，我爱人说他不舒服，眼睛难受，有点拉肚子，25号，妈妈陪他去卫生所拿了点药。26号晚上爸爸开始发烧，同时爱人也开始发烧，我们隐约觉得情况可能不妙了。1月27号早上，妹妹，爸爸和爱人一起去了镇上的卫生所，彼时，公共交通已经停运好几天了，我们住在比较偏僻的村里，平时都不在家，也没车。最后他们三个人用我们从婆婆家骑来的小电瓶和一辆折叠自行车去的镇上，早上出门，晚上才到家。检查结果，妹妹正常，爱人有轻微感染，X光显示爸爸肺部感染明显，医生建议去县城做CT检查，但是血检显示淋巴细胞正常，所以我们还心存一点侥幸，不是新冠病毒。
1月28号早上起床，女儿开始有轻微的咳嗽，额头摸着温度还算正常。妹妹带着爸爸坐村干部的车去医院检查。医院工作的朋友打电话，问该怎么办，我爸爸可能感染了，他说别怕，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你们都开始吃奥司他韦，吃几天再去检查看看。下午，女儿开始变得不活跃，不想吃东西。四点多，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爸爸的片子他提前看过了，高度疑似，而且有些严重，必须打针治疗，最好是住院。我问他可不可以帮忙给我爸爸弄个床位，他说没办法，他们感染了的护士也都没有床位，医院爆满了，医院就那两天会开放，让我们去那里等。果然，爸爸拿到检查结果去给医生看的时候，答复是一样的，没有床位，先回镇上卫生所打针吧。回到镇上，医生看了片子说他们不敢治，太严重了。于是他们又只能回家了。爸爸到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而这时女儿已经开始高烧、昏昏沉沉的了。
我医院，但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知道自己算是高危人群了，不能再找村干部来接送。最后爱人的弟弟借了一辆医院，路上遇到封路关卡，非指定车辆不能通行，抱着怀中已然昏昏沉沉的孩子，我们苦苦哀求工作人员，或许是我的焦虑和眼泪，也或许是昏睡无力的孩子，最终他还是心软放行了。医院后，已经快十一点了，医院，很冷，人很少，门口还有人在运尸体。给女儿挂了号，楼上楼下找了很久才找到儿科病房，看到医生。说了一下情况以后，医生说估计就是新冠了，开了CT，查血，和咽拭子检查常规病毒。抽血时，小孩很坚强。但CT检查不了，晚上开的只有32排CT检测仪器，但是小孩不能用，可能是检查不清楚。检查的人让去找医生退钱。爱人去找医生，我一个人抱着小孩坐回车里，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不时的看到有尸体往外运。似乎等了很久，爱人终于回来了，他说医生让我们明天再来，他也做了一个CT，半小时以后拿结果。我们决定就在车里等一晚，否则现在回去了，明天出不来。我让他先抱着孩子，我也去做个CT。
很快我拿到两个人的CT结果，我肺部有斑点状炎症点，他肺部有斑片状高密度影。我知道，毫无疑问我们都感染了新冠病毒，此时，我最最担心的是两岁的孩子，我头脑中不停地闪现她高烧后的各种最坏的可能，我认定，绝不能让女儿空等到明天早上！我一定医院！我一定要让她得到及时的救治！于是我开始打救护车的电话，问能不能送医院，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没办法，没有救护车。我只能拿着我和爱人的CT，去发热门诊找寻机会。凌晨的发热门诊已经没什么人了，可是医护人员还在值守。一位女医生接待了我，她是我女儿一辈子都要记住并且感恩的人！看过了我们的CT，了解了情况以后，她也确信我们一家都感染新冠病毒了。她给我和我老公开了连花清瘟胶囊、拜复乐和奥司他韦。给我女儿开了退烧药，先退烧，再想办法。我告诉她，女儿太小，我不想等到第二天，医院接受治疗，我不敢赌等一晚，我怕后果是我承担不起的……看着我的焦虑，她帮我打电话请示领导，和儿科的医生沟通我女儿的病情，甚至刻意将小孩的病情描述的更严重了些，最后成功帮我们叫到了救护车。医院可能不会收治我们住院，我们可能要流落街头，但是我只能硬着头皮带她去，去了还有希望，不去希望都没有。后来孩子的叔叔回去拿了他们在汉口租房的钥匙，实在不行还能去那里落脚。
至今，我都不知道这位帮助我们的医生长什么模样、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姓喻，是个和我妈妈同姓的美好的人。最后带我女儿上救护车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给她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带着我所有的感谢和尊敬。她说，不要这样，她能做的其实很少。可是对我们来说，她已经做了很多！她是在黑暗中带给我们希望的最温暖的光亮！
确诊后连呼吸都变得格外小心，生怕累及他人。
凌医院，五点多拿到小孩CT结果，发热门诊的医生也告诉我们，八九不离十新冠了，没有什么病毒能这么快让一家人都得肺炎。但是不能住院，给小孩申报了核酸检测，等排到了再来做。先打个点滴退烧，明天再来复诊。做皮试，打点滴，小孩都沉沉的睡着了，做CT时吃了镇静剂的药效还没退，而且折腾了一晚上，她也累了。6点多点滴打完，孩子退烧了，我们悬着的心稍稍放下来了。
新的问题又来了，不能住院，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和爱人开始在手机上搜酒店，没有一家酒店可以住；又开始找车去出租屋，没有一辆车可以载我们。各种困难，强烈的无助感包裹着我们，无助且无力，但是此时的我已经流不出一滴眼泪了。最后万般无奈，我们找了爱人的姑父，开车把我们送到了出租屋。戴着口罩，坐在后排，我不敢说话，连呼吸都尽量控制到最少，我们不能传染他！到了目的地以后，姑父帮我开了门，说帮我把孩子抱上楼，我婉言相拒，我想尽可能的减少直接接触，催他赶紧回家。最后老公提着行李，我抱着孩子走到了三楼的出租屋，走到最后，我只能弯着腰，曲着膝盖，用腿帮忙托着她防止她掉下去。此时已经29号早上10点了。小孩也醒了，退了烧，精神明显好了起来，玩得很开心，可我和爱人依旧忧心忡忡，明天我们又该怎么办？都回家过年了，出租屋里也没有什么存粮，好在姑父接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带了点饺子和丸子，中午煮了一点饺子，孩子胃口还不错，吃了三四个。晚上找到一点木耳，煮了一个很咸的丸子汤，我们也都没怎么吃。
这一整天，我们给所有可能提供帮助的朋友打电话，看能不能帮医院，朋友们有的回老家了，不在武汉，愿意帮忙的人，社区严控了，也出不来。知道了我们的遭遇，学校实验室计老师第一时间给我们转了钱，安慰我们，缺钱就尽管开口，别担心。还给我们找了他在武汉的朋友，希望能给我们一些帮助。李老师，屈老师，林老师，杜老师……好多好多的老师朋友给我们关心和鼓励，如果不是他们的鼓励，我想我们可能早就崩溃了。
29号上午，我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姐，你在汉口管好妡宝，我在黄陂照顾爸爸，你别担心。”后来才知道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她费了多大力气。从早上开始打电话，打了5个多小时、50多通电话沟通，最后终于在舅舅家表弟的帮助下，医院。医院做了CT，还好，她们都没有感染。医院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医院的床位没有了，医生看了爸爸的CT，说，很严重，让第二天再来等床位。考虑到出门太难，妈妈决定留医院等一晚，让妹妹跟表弟回家了，父母总是这样，危险只会留给自己。还好，那天晚上，在黄陂住的一个同乡叔叔，给爸爸他们送了一床被子，不然那个晚上，还发着烧的爸爸不知道要怎么熬过去。
29号晚，孩子睡得还挺踏实，小孩就是这样，只要在妈妈怀里，总能睡得很香。出租屋里老鼠很多，一晚上都在到处跑，吵哄哄的。30号早上，爱人起来煮了点稀饭，他就准备出去采购了，三个人在这里，总得吃喝。给孩子喂了些稀饭，让她自己玩耍，我就开始打电话，想各种可能医院。打市长热线，找卫健委，最后找到了出租屋所在社区的电话，电话接通前，我特别忐忑，怕别人知道我们生病了，怕别人知道我们是临时租客，把我们赶走。但电话接通后，我的顾虑全部打消，电话那头女工作人员很温暖，她说，不会，你们既然住这里，就不会把你们赶走，车我们尽量帮你联系。
家人陆续得到救治，武汉在变好。
30号中午，我们带着孩子坐着社区提供的救护车，来医院。那些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不知道是大哥，还是小兄弟，我含泪连声致谢，他们说别担心，会好的，要坚强。十二点多医院，医生看了看小孩，听过我的描述以后，说暂时不用打针，回去观察，等通知核酸取样以后再来。但我知道，我们不能回去，回去了，出来又是难事，万一小孩在家里情况有点变化，再想出来就医又是大麻烦。于是，医院等等看能不能有机会收治住院。三点多，疾控中心的男医生来取住院患者核酸的样。这时朋友提醒我，请医生能否先帮忙取小孩的核酸样保存，反正是提RNA的样品。对，一着急，我都忘记自己的专业知识。我急忙跑去和医生沟通，听完描述，他说找医生安排住院吧，就是新冠了。这时，我们总算给女儿找到了一个床位，终于能安顿下来接受治疗了！交了押金，我们带着女儿来到住院部办理入院手续，下午四点，成功住了进来。
这一天，妈妈早上六点就开始排队，最后也成功给爸爸找到了一个床位，医院，接受治疗。
带着女儿进到病房以后，我才发现爱人开始发高烧了，人也没什么力气。两天几乎没吃没睡，他的病情恶化了。于是我决定让他留下来看护女儿，我返回出租屋拿住院用的东西。社区的车来把我接回了出租屋，我迅速的收拾了两个大包，一个大的收纳箱。爱人的情况也不乐观，我们只医院陪护女儿，他的状况一个人留下来是搞不定小孩的，但我也不能让他独自回到出租屋了，所以我必须得带上他的物品，医院治疗，即使不能住院，带个被子，医院的长凳上也能将就着过。于是我带着这三个大包，从三楼下到一楼，然后穿过一条长长的小道，来到主路上等社区的车来接我。以前的武汉夜晚应该是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可是那天那条小道，只有昏黄的灯光，没有人，很安静，很荒凉。我拖着收纳箱，一肩扛一个大包，肩上扛不动了，就用胳膊扛。那条主路口其实不远，但是我走得真的很艰难，肩上扛着的是我两个至亲之人的生命，再难的路，我也要坚定的走！路上还有一个开着的小超市，我去买了两箱酸奶，盆子，暖水瓶，还给爱人买了两条内裤。带着这些东西，社区的医院门口。他们带着歉意说，不好意思，我们要回去了，不能帮你送到病房了。而此时的我，除了感激，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放了一部分东西在门口，先运了一半去病房，女儿已经在挂水了。老公也半躺在地上，很难受。他看到我拿了两个大包，说怎么拿这么多，累不，我笑笑说，没事，还有呢，还得去一趟。于是我又去搬另外的东西。这时朋友给我发消息询问情况，她说，你们吃饭没？我才发现，天已经很黑了，我们一天都没吃东西，我居然忘记了吃饭这件事情。
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妥当之后，我又开始打电话了，医院接受治疗，医院不能收治成人。他也知道，这个时候的电话有多难打，他说要回出租屋去，休息几天就没事。我坚决不同意，发高烧，决不能一个人待着。医院的妈妈打电话，让她去问问，还有没有床位。回复是，有床位，但是没有救护车能接，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回去。印象很深的一通电话是打给省卫健委的，一个男工作人员接的电话，我告诉他，我爱人病的很严重，他才30岁，刚刚博士毕业，有很美好的前途，能不能帮我找一辆救护车送他回黄陂区接受治疗。他说，他很同情我，但是我爱人才30岁，死的概率很小，没有救护车，让他自己去隔壁六院打针。尽管当下武汉的情况很凄惨，但电话那头，“死”这个字眼，那么刺耳！我打，说有几百人在排队，我说，好，那麻烦帮我排着。
最后我自己留着了出租屋的钥匙，让他拿着东西先去六院打针，至少先打针把烧退下来，我再想办法找救护车。在知道他已经安全到了六院打针的时候，已经半夜十一点多了，我决定先眯一会儿。两个小时左右，护士来让给小孩量体温，怕病情出现什么变化。凌晨四点，给我打电话，说没有救护车，我给爱人发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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